第二節(jié)　土家族的反帝反封建斗爭
　　
    一、鴉片戰(zhàn)爭和八國聯(lián)軍侵華時土家族的英勇斗爭
　　
    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6月，英國對我國發(fā)動了可恥的鴉片戰(zhàn)爭，激起全國各族人民的無比憤慨。當英國侵略軍封鎖珠江口，企圖進犯廣州時，擔任三江口副將的鶴峰州土家族陳連升從澳門調往沙角炮臺駐守。沙角、大角兩炮臺是從海路進入廣州的第一重門戶，陳連升抵達沙角炮臺后，率領官兵修筑工事，加強防御，“晝夜梭巡，夷不敢近”。他與駐守虎門的水師提督關天培再三請求清廷增派兵力，加強防守，而腐敗無能的清廷卻將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的林則徐、鄧廷楨革職查辦，另派主張妥協(xié)的投降派琦善為欽差大臣，赴廣東辦理中英交涉。琦善到達廣東后，竟將林則徐派在沙角駐守以防敵人后襲的800百官兵撤走，并撤除珠江防務，遣散水勇鄉(xiāng)勇，以討好英國侵略者。陳連升對琦善的妥協(xié)投降活動極為憤怒，每到夜半“輒大呼起，秉燭達旦，不能寐”。
　　
    琦善的賣國行徑，更加助長了英國侵略者的囂張氣焰。1841年1月初，義律率領英軍突然向沙角、大角炮臺發(fā)動進攻。英軍大小艦船20余艘，從海面轟擊沙角炮臺，2000多侵略軍由穿鼻灣登岸，蜂擁上山，從后面襲擊。面對超過自己兵力5倍以上的英軍的前后夾擊，陳連升毫不畏懼，鎮(zhèn)靜自若，指揮楚兵600余名英勇抗擊。從后山進攻的英軍被埋設的地雷炸死數(shù)百人，陳連升又指揮官兵以扛炮殲敵二三百名。但是，這時防軍火藥已消耗凈盡，大炮無法發(fā)射，又無援兵，在英軍節(jié)節(jié)進逼的危急情況下，陳連升父子手執(zhí)弓箭，射殺英軍二三十人，“矢盡短兵接，又殺數(shù)逆”。戰(zhàn)斗至為激烈，由于寡不敵眾，陳連升不幸中彈，其子陳舉鵬見父受傷，“提戟大呼，左右戳殺數(shù)夷”。陳連升見大勢已去，沙角炮臺即將失守，急命其子及千總張清齡突圍。陳舉鵬寧肯戰(zhàn)死沙場，也不愿突圍求生，仍然繼續(xù)堅持戰(zhàn)斗，最后投海身亡。陳氏父子英勇善戰(zhàn)，殺傷英軍最多，英軍占領沙角炮臺后，獸性大發(fā)，將陳連升的尸體剁成碎塊，以示報復。陳舉鵬寧死不屈的斗爭精神，甚至連英國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認他“是一個英勇的青年，看見他的父親已死，自己沒有受傷，不肯投降，情愿跳人海中”。在沙角炮臺戰(zhàn)斗中，陳連升父子充分表現(xiàn)出土家族人民為維護我國領土完整，反抗外國侵略者，不怕犧牲，英勇奮戰(zhàn)的愛國精神。
　　
    英軍占領沙角、大角炮臺后，又大舉向廣東進攻。清道光帝為了維護“天朝”的體面，下令宣布對英作戰(zhàn)，并命奕山為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為參贊大臣，從各省調集兵力。鎮(zhèn)簞鎮(zhèn)總兵祥福帶領有土家、苗等族參加的官兵600余人（其中包括保靖營兵100人），前往距廣州60里的烏涌駐守。但是，昏庸無能的楊芳不做戰(zhàn)斗準備，認為英軍所以船堅炮利，其中必有“邪術”，于是命令地方保甲遍收民間馬桶，載于木筏之上，名之為“以邪制邪”，企圖以此“妙計”抵御英軍。祥福帶領鎮(zhèn)簞兵到后，認為楊芳的這種“妙計”等于送死，立即命令官兵，招募鄉(xiāng)民在田中開溝，既可隱兵防守，又可出溝進攻，積極進行戰(zhàn)斗準備。同年3月，英軍向烏涌進攻。英軍從軍艦上先發(fā)一炮，以探虛實，見岸上無人，遂蜂擁上岸。祥福指揮鎮(zhèn)簞兵出溝反擊，經過激烈戰(zhàn)斗，打退英軍進攻，擊斃英軍200余人。英軍見鎮(zhèn)簞兵火藥已盡，又發(fā)動進攻，祥福陣亡，官兵死傷100余人。這時，增援的200余鎮(zhèn)簞兵趕來，用鳥槍擊斃英軍數(shù)十人。但我軍傷亡不少，被迫且戰(zhàn)且退，烏涌失守，英軍長驅直人，進逼廣州城郊。烏涌之役的失敗，充分暴露了清朝官僚的顢頇無能，對這次戰(zhàn)役的失敗負有直接責任的楊芳遭到人們的咒罵。當時有人賦詩：“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對昏聵愚昧的楊芳進行無情的嘲諷。但是廣大土家、苗、漢等族官兵，為保衛(wèi)祖國領土，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的愛國熱忱是值得人們永遠紀念的。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席卷全國的義和團運動蓬勃興起，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挽救民族危亡。當義和團反帝斗爭的烈火在華北平原、運河兩岸熊熊燃燒起來以后，天津人民也很快行動起來，投入戰(zhàn)斗。4月12日，俄、英、美、法等國艦隊聚集大沽口，再次向清政府發(fā)出通牒，揚言兩個月之內，不能鎮(zhèn)撫義和團，各國就要聯(lián)合出兵鎮(zhèn)壓。面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武力威脅，已被擢升新疆喀什噶爾提督的湖南乾州土家族羅榮光，義憤填膺，請求清廷留守大沽口，保衛(wèi)海防。羅榮光留守大沽炮臺后，激勵官兵，積極備戰(zhàn)。6月16日，沙俄海軍中將基利杰勃蘭特代表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向大沽炮臺守將羅榮光發(fā)出最后通牒，胡說中國軍隊守衛(wèi)大沽炮臺，對他們聯(lián)合鎮(zhèn)壓義和團“實有不便”，并無理要求中國守軍于17日清晨交出炮臺。具有強烈愛國心的羅榮光，義正辭嚴地拒絕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無理要求，立即召集炮臺官員，慷慨陳詞：“人在大沽在，地失血祭天！”表示與炮臺共存亡，誓死反擊帝國主義的侵略，并動員官兵嚴陣以待，沉重打擊侵略者。17日凌晨，俄、英、日、法等國軍隊在基利杰勃蘭特的指揮下，悍然向大沽炮臺發(fā)動進攻。羅榮光鎮(zhèn)靜自若，指揮愛國官兵開炮猛烈還擊，擊傷敵艦1艘。他身先士卒，親自開炮擊毀“機略克”號敵艦。經過6個小時激戰(zhàn)，共毀傷敵艦6艘，打死打傷侵略軍260余人。最后終因寡不敵眾，大沽炮臺失守，羅榮光以身殉職。
　　
    二、反對外國教會，保護民族權益
　　
    外國教會及傳教士是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早在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天主教的觸角就已深入至巴東縣的細沙河一帶，當?shù)鼐用褚延兴叫盘熘鹘痰?。鴉片戰(zhàn)爭以后，傳教士依靠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以炮艦為后盾，成為西方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急先鋒，爭先恐后地竄入土家族地區(qū)的窮鄉(xiāng)僻壤活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土家族地區(qū)的各縣城和重要集鎮(zhèn)，大多聳立著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法、英、美、比利時、西班牙、芬蘭等國傳教士的足跡幾乎遍及城鄉(xiāng)。僅永順一縣，縣城設天主教總堂，教會學校2所，醫(yī)院1所，集鎮(zhèn)與農村設支堂、講堂競達10處之多。他們以教堂為據(jù)點，手捧《圣經》，披著“慈善”的外衣，收集情報，干涉內政，侵犯主權，包攬訴訟，霸占田產，進行文化侵略，挑撥民族關系，為資本一帝國主義在土家族地區(qū)建立殖民統(tǒng)治效勞。他們網(wǎng)羅的教徒，多是惡霸、地痞流氓等無賴之輩。這些教民依靠教會的勢力，挾持官吏，橫行鄉(xiāng)里，欺壓善良，魚肉人民。外國傳教士的種種不法行為，激起了土家族地區(qū)各族人民的強烈反抗。甚至一些富紳、地主和清朝地方官吏也因教會的勢力威脅著自己的統(tǒng)治地位而憤懣不平。自清同治初年起，土家族地區(qū)接連不斷地爆發(fā)了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
　　
    （一）酉陽教案
　　
    同治元年（1862年），天主教川東主教范若瑟（法國人）派遣鄧司鐸到酉陽傳教，并在距城二十里的小壩置買田地，修筑教堂，名日“公信堂”。這個傳教士在酉陽州大肆網(wǎng)羅“不安本分”的地痞流氓之徒入教，以教會為護身符，橫行鄉(xiāng)里，任意欺壓農民，“以致民間積憤不能平，因怨成仇”。這些教民還到處尋釁，隨意借機制造訟案，“必與平民纏訟不休，甚至將有作無，以輕為重。平民因而怨恨者，比比皆是！”群眾與教會之間的矛盾日漸激化。酉陽州的土家、漢族人民忍無可忍，終于在同治四年，爆發(fā)了震動全國的酉陽教案。這年的春節(jié)期間，劉勝超、劉慎德、張沅、楊勝鈞等相約拆毀“公信堂”和為惡多端的教民房屋；接著，酉陽州城的數(shù)百土家、漢族人民，在富紳馮仕銀、張佩超和宋文選、張玉光等督率下，擁至城鄉(xiāng)教民各家，捉拿教民，逼令背教；馮文愿等復率多人，拆毀經堂，打死窩藏傳教士的店主何魁。教民再三控告，知州概懸不理。至7月，群眾情緒更加高昂，斗爭愈益激烈，人們張旗執(zhí)械，列陣對壘，在州衙門前公開懸掛牌示，各街居民“傳鬧如狂”。土家族冉從之（又名冉老五）率眾擁至城隍廟，將前來“撫慰教民”的法國傳教士馮弼樂毆傷致死。
　　
    教案發(fā)生后，清廷極為震驚。法國公使柏爾德借機再三施加壓力，恫嚇威逼。媚外屈膝的清廷遂下令，將拖延辦案的兩任酉陽知州董貽清、鄧清濤撤職，摘去頂帶，責令川東道道尹錫佩負責辦理此案。錫佩秉承清廷的旨意，殘酷鎮(zhèn)壓，將張佩超、馮仕銀、馮文愿等押解重慶審訊，并先后緝捕冉從之等多人。同治六年，冉從之慘遭殺害，與此案有牽連的其他人，有的被杖責，發(fā)配充軍，有的被判處徒刑；清廷并賠償銀8萬兩，罰富紳張佩超銀2萬兩修復教堂，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教會斗爭被清廷殘酷鎮(zhèn)壓下去。
　　
    清廷在處理這次教案過程中屈膝媚外的可恥行徑，更加助長了傳教士的囂張氣焰。法國傳教士利用勒索的巨額賠款，復于酉陽擴建教堂，并在教堂附近修筑碉堡，建立炮臺，組織武裝防守。倚仗洋人鼻息的不法教民更是有恃無恐，橫行無忌。毛壩場居民何大發(fā)因屢被教會逼迫入教不從，多次被教民毆打，并強令其殺豬持款，到教堂贖罪。何家已成熟的莊稼被教民全部踐踏，家中財物被教民搶劫一空。何大發(fā)忍無可忍，將不法教民告到州府，法國教士橫加干涉，致使不法教民逍遙法外。以后劉明釗等糾集百余教民，兩次血洗何家，殘殺其父何天貴等20人，并將其妻輪奸致死。何大發(fā)家破人亡，不法教民則有法國傳教士的庇護，得以“禍免無恙”。另有不法教民王學鼎等一次誘殺鄉(xiāng)民22人之眾。而懾于教會淫威、“平時詞訟多聽從教士意旨”的酉陽知州胡圻，對于如此重大的人命案件，竟然置之不理，不加追究。1865年酉陽教案中，被指控牽連的火埡鄉(xiāng)富紳張佩超，因認罰銀2萬兩，分年繳清，而被釋放回家。1867年4月，當張正在籌措銀兩時，不法教民張?zhí)炫d等糾集眾徒，突至其家，以索款為名，強奸婦女，殺害雇工吳昌林等3人，搶走銀萬余兩及其他財物，并將其子張玉光捆綁，扭送重慶監(jiān)禁，死于獄中。法國傳教士和不法教民的種種暴行，以及清朝地方官吏的軟弱無能，激起酉陽州各族人民的無比憤怒，從城鎮(zhèn)到農村，群情激憤，一觸即發(f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治七年(1868年)冬，教民龍秀元仗勢逼迫鄉(xiāng)民朱永泰退婚，大肆搶劫財物，焚毀民房。民團首領何彩目睹外國教會和無賴教民血腥屠殺無辜平民，加之其母被龍秀元捆毆受辱，積憤難平，遂率領民團和群眾，拆毀火石埡教堂，爆發(fā)了第二次酉陽教案。這次反教會斗爭，得到酉陽州各階層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土家、漢族人民踴躍參加，被逼得家破人亡的鄉(xiāng)紳張佩超和一些愛國士紳竭力贊助。次年年初，何彩又約集劉幅、曾占鰲等，率領團民再人州城，救出因和教民涉訟而被拘押的革職武生楊禎庭，共同“打教”。州城人民群起響應，圍攻教堂，與教會武裝開展激烈搏斗，雙方死傷數(shù)十人。被救出的楊禎庭滿腔怒火，挺身而出，打死法國教士李國（又名李國安），憤怒的群眾將教堂燒毀。在短短的時間內，反教會斗爭的烈火燃遍酉陽城鄉(xiāng)。毛壩場、蘇家河等地的群眾紛紛響應，燒毀教堂，嚴懲那些作惡多端的不法教民。
　　
    這時，腐敗無能的清廷立即下令解散民團，革除事先未能駕馭、事后又彈壓不力的酉陽知州胡圻職務。紙房溪華籍教士覃輔臣趁民團解散、群眾手無寸鐵之機，率領教堂武裝，突然襲擊，殘殺無辜平民200余人，傷600余人，“內有肢解、燒灼、輪奸之慘，不忍言者”。這次教案發(fā)生后，法國公使羅淑亞極盡恫嚇訛詐之能事，他撇開清朝辦理對外交涉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自己帶著兵艦，由天津到上海，經南京、九江等地，到達漢口，要求賠款、“懲兇”，揚言要自行人川“查辦”。法國傳教士乘機火上加油，無理要挾，要求清政府對“查辦”不力的地方官員“從重治罪”。在法帝國主義分子炮艦威脅下，清政府急忙派湖廣總督李鴻章為欽差大臣，人川“查辦”。李鴻章奉行“以服洋人之心”的媚外政策，不惜損害國家主權，只求迅速了結此案，以免洋人借為口實擴大事端。李鴻章為了討好洋人，下令將參與反對外國侵略正義斗爭的首領緝獲歸案，  “按律治罪”。以所謂“聚眾行兇”、“阻教滅教”的罪名，將何彩押解重慶，判處斬刑；劉幅被判絞刑；曾占鰲被判處充軍；其他與該案有牽連的人都處以徒刑；并答應賠償銀1. 8萬兩。以后，李鴻章至漢口會見法國公使羅淑亞，聽取其對結案的意見。羅淑亞又提出要求，盡管“多不近情”或“出情理之外”，而李鴻章無不滿口答應，又賠償銀1.2萬兩，并抄沒張佩超全部家產，將其押解出川。而率領教民殺死戳傷800多無辜平民的華籍傳教士覃輔臣，卻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跟隨川東主教范若瑟“奉教皇令，出洋議事”，竟然逍遙法外，逃之天天。震動全國的第二次酉陽教案，又一次被清朝鎮(zhèn)壓下去。
　　
    （二）黔江和利川教案
　　
    法國傳教士從兩次酉陽教案中獲得巨額賠款后，四處定點設堂，不斷擴展教會活動區(qū)域。同治十二年（1873年）6月，法國主教范若瑟不經清朝地方官吏同意，擅自秘密派遣教士張紫蘭、司鐸余克林及華籍教士戴明卿，潛赴與酉陽毗鄰的黔江縣，私買民房，建立教堂，誘人人教。黔江縣的土家、漢族人民聞訊，眾議沸騰，強烈反對法國教士建堂傳教。川東道臺姚觀元深恐事態(tài)擴大，群眾“激而生變”，立即派人會見范若瑟，委婉勸說將張紫蘭等撤回，暫緩建堂。范若瑟態(tài)度傲慢，拒不接見。姚觀元又令酉陽知州羅亭奎會同黔江知縣準備彈壓。7月14日清晨，黔江縣百余群眾滿懷義憤，聚集在傳教士住所，當其外出，即將司鐸余克林、教士戴明卿抓住，扭至城外河邊毆斃。張紫蘭乘間躲人縣署，力求庇護。事件發(fā)生后，川東道署即刻委派涪州知府濮文升、彭水縣同知張超前往黔江查辦，將毆斃教士的陳宗發(fā)、謝裁縫等6人逮捕殺害，以“服教士之心”；并將未加防范的黔江知縣桂衢亨撤職。
　　
    湖北利川縣的天主教荷蘭傳教士田國慶，竟然違背有關“外國傳教士不得在內地置產收稞”的規(guī)定，大肆購買田土，佃給教民耕種，地方官吏不敢過問，“于是桀驁不逞之徒相率入教”。這些無賴之徒依仗教會勢力，挾持官府，到處橫行，有的教民甚至“自稱為欽命利川縣副司鐸，持帖拜謁”，至為狂妄。田國慶雇傭的管事教民胡文安更是霸據(jù)一方的“土皇帝”，他出入往來，乘坐大轎，并令教民拈香跪接；在南坪、汪家營等處以建教堂為名，“廣置田產，收稞漁利”。長堰塘的不法教民，無理毆傷人命，胡文安被控為主使，由于天主教會的庇護，胡竟敢拒絕出庭，不受審訊。貧窮孤獨的老婦倪黎氏僅有的少量田產，被教民倪贊揚盜賣于教會，老婦控告縣署，利川縣知縣斷決：田產仍歸倪黎氏“照舊管業(yè)”，追回盜賣價款。但是，不法教民向世可、周良臣等恃強凌弱，趁機強占倪黎氏房屋，雖經官署屢次催促，拒不遷出。倪黎氏怒不可遏，以污水淋潑向、周，遂遭捆綁毆打，傷痕達九處之多。腐敗無能的清朝官吏懾于教會淫威，不分曲直，競將毆打老婦的兇犯向、周釋放，而交外國傳教士領回；而慘遭迫害的孤苦老婦倪黎氏則“身傷產失”，官府不加過問。外國傳教士與無賴教民的橫行兇暴，連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也不得不承認：“種種謬妄，實堪發(fā)指”，發(fā)出長此下去“良懦小民何以自存”的感嘆！利川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忍無可忍，于光緒十九年（1893年）年爆發(fā)了反對教會購置田產、收稞漁利和教士、教民欺壓良民的教案。
　　
    （三）長樂、長陽等縣的反教會武裝起義
　　
    清政府勾結帝國主義鎮(zhèn)壓義和團反帝愛國斗爭之后，已經成為“洋人的朝廷”，外國侵略者的忠實奴仆，因而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7月，四川大足縣余棟臣再次發(fā)動反對外國教會侵略的武裝起義，發(fā)布檄文，痛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川東所屬州縣，聞風響應。與川東毗連的利川、巴東、長樂、長陽等土家族地區(qū)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哥老會（亦稱江湖會、湖海會），“群思效其所為，與各處教堂為難”，揭竿而起，遙相呼應。廣大群眾反對教會的斗爭，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長江峽區(qū)兩岸。同年9月，利川縣的哥老會聚眾數(shù)百人，假托余棟臣的旗號，焚毀野茶壩、李子槽等處教堂、育嬰堂和不法教民的房屋。10月，巴東縣的塞口、小麥田等地教堂被憤怒的群眾搗毀。長樂縣會黨首領土家族向策安（又名向熙廷）聚集數(shù)千人起義，打死強迫別人休妻的不法教民畢開榜，毆斃比利時傳教士董若望，燒毀教堂。他們建立武裝，組織隊伍，以向策安為主帥，李策卿、李少白為副帥，下有軍師、統(tǒng)領、先鋒、大將等職官。然后率眾向巴東、長陽等縣出擊，焚毀教堂多處。接著，長樂縣會黨首領李清臣率眾在漁洋關起義，“旗上大書滅洋字樣”，旬日之間，眾至兩三千人，轉戰(zhàn)于長樂、長陽、巴東等縣，并一度攻入湖南石門縣子良坪一帶，焚毀教堂，殺教士4人，嚇得洋教士聞風逃至澧州城，乞求地方官保護。同時，長陽縣資疆的呂守蛟，石滾蛸的顏敦五、覃培章，各率眾數(shù)百人起義，與向策安部彼此聲援，相互策應，形成一股聲勢浩大的以土家、漢族勞動人民為主的反教會斗爭的洪流。這次斗爭，標志著土家族人民反教會斗爭已經進入向縱深發(fā)展的新階段：其領導成員已不再是過去的地主階級中的愛國士紳和民團首領，廣大勞動人民和民間秘密會社成為斗爭的主導力量；由互不聯(lián)系的分散的“打教”、“鬧教”，發(fā)展成為有組織、有計劃、大規(guī)模的武裝起義；由過去官紳倡導的“排斥異端”、反對教會暴行的斗爭，發(fā)展為廣大人民群眾反抗侵略、反對壓迫的斗爭。他們不僅公開豎起“滅洋”的旗幟，斗爭鋒芒直指外國侵略者，而且聚眾殺差抗官，具有反對封建壓迫的性質。
　　
    利川、長樂、長陽等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反教會武裝起義興起后，群情振奮、意氣風發(fā)，到處張貼傳播余棟臣的檄文，痛斥外國侵略者的種種罪行。為了擴大戰(zhàn)果，向策安部義軍計劃分兵，一部橫渡長江，進攻宜昌府城；一部由巴東、建始，西上人川，與活動于川東各府縣的余棟臣部會合。大規(guī)模的群眾起義，使帝國主義分子和清朝統(tǒng)治者膽戰(zhàn)心驚，惶惶不可終日。“宜昌系通商口岸，華洋震恐”，教民驚惶，“洋人尤甚”，“沿江上下，大為驚擾”。宜昌英國領事、漢口法國領事屢次致函清廷，請求派兵保護。在起義軍的影響下，土家族地區(qū)深受壓迫剝削的廣大勞動群眾人人思動，更大的反教會武裝斗爭風暴一觸即發(fā)。
　　
    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深恐義軍一旦進攻宜昌，群眾反抗的怒火“必致成燎原之勢”，于是，急忙令宜昌鎮(zhèn)總兵傅廷臣招募兵勇五百人，加強府城防御；派副將吳元愷、劉思榮領兵三營，乘輪船繞至巴東縣野三關一線堵截，切斷向策安部人川通道，阻止其與川東余棟臣部義軍會合；并令巴東、利川、長樂、長陽各縣知縣分守扼要，帶兵剿捕；派遣提督鄧正峰領兵三營進駐漁洋關，沙防營游擊蔣聲耀帶兵兩哨駐守宜都縣聶家河一帶，以防義軍進至荊州；又電商湖南巡撫俞廉三，令其派總長陳海鵬，提督賀長發(fā)、譚會友率重兵由石門縣攻擊鄂西。各縣的地主豪紳亦聞訊組織武裝，追堵義軍。
　　
    同年11月，在大量清軍與地主鄉(xiāng)團圍攻下，義軍首領顏敦五、呂守蛟、覃培章等先后被俘遇害。向策安部義軍見清軍扼守野三關，入川受阻，遂由巴東轉入長樂，沿途的土家、漢族人民紛紛加入義軍，義軍力量又復壯大。向策安趁大雪封山、追擊的清軍無路可尋、長樂縣城防御空虛之機，與縣城會黨里應外合，出其不意，突然襲擊，攻陷長樂縣城，俘獲知縣蘇貽英和典史等官員。旋即退出縣城，撤至紅溢、白溢兩寨，搜集槍炮，堆集巨石，憑險據(jù)守，以抗官軍。12月，清軍副將吳元愷率兵進攻，破紅溢、白溢兩寨，殺害義軍130余人，向策安、李策卿、李少白率領余部退至施南府境，后被俘慘遭殺害。李清臣部被清軍追逼，從漁洋關撤至長陽縣青坪崗一帶，次年，被地主鄉(xiāng)團阻擊，李清臣犧牲。歷時近半年的武裝起義，由于敵我力量懸殊，各股義軍彼此孤立流動作戰(zhàn)，缺乏緊密配合而失敗。向策安等反教會斗爭的英雄事跡，至今還在五峰、長陽等縣土家、漢族人民中廣泛流傳。
　　
    利川、長樂、長陽等縣武裝起義發(fā)生后，法國駐漢口領事德托美借口教士被殺，教堂被毀，教民財產損失，乘機敲詐勒索，要求清廷賠償銀42.5萬兩。幾經交涉，宜昌知府朱滋澤、洋務委員梁敦彥前赴漢口，與法國領事德托美于1899年3月訂立《施宜教案議結條款》，規(guī)定：賠償銀5.5萬兩；除已被殺害的近200名起義首領和群眾外，未查獲的繼續(xù)追捕，按律治罪；將長樂縣先后兩任知縣革職；各縣地方官必須大力保護教堂、教民，“百姓不得與教堂為難”；在利川縣城內，由地方籌款建造天主教堂1座。這是一個嚴重損害我國主權、保護外國侵略者權益、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侵略的賣國條款。
　　
    （四）利川和恩施教案
　　
    但是，和中外反動統(tǒng)治者的愿望相反，《施宜教案議結條款》的簽訂，并未能阻止土家族人民反抗外國侵略者的斗爭。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7月，利川縣教民崔成方等在飲水井中投放毒藥，企圖毒死無辜平民，制造事端，引起群眾的強烈憤慨。次年春，利川縣土家、漢族人民在顏明山等領導下，數(shù)日之內，聚眾六七百人，懲辦不法教民，劫持被捕的人，“殺差抗官”，攻打縣城。張之洞急忙調兵遣將，殘酷鎮(zhèn)壓。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天主教在恩施縣的沙子地建堂傳教，當?shù)孛駡F首領不允，法國主教德希圣控于縣署，民團首領受辱，群眾積憤不平。1904年6月，法國主教德希圣帶領教士德希賢、董明德和教民多人，前往沙子地游覽，途經恩施縣花背時，農民向元新想看法國主教，竟遭隨行教民賈澄清毆打，經向光錫對主教求情，德希圣強令向元新在沙子地準備8桌酒席，鞭炮6萬，賠禮道歉。賈澄清仗勢欺人，借口鞭炮數(shù)目不足，強迫向姓補足，沿途燃放。這種無理要求，激起土家、漢族人民的極大憤怒，土家族向燮堂等迅速聚眾，將法國主教、教士2人和隨行教民4人毆斃，放火燒掉不法教民的房屋。這次反教會斗爭，震動了整個鄂西。張之洞聞訊，認為“案情極重”，一面電令施南府高懸重賞，凡捕獲毆殺教士者每人賞銀500兩；一面急派道臺左元麟帶領文武各官，偕同法國總領事所派的荷蘭主教田國慶，前往“查辦”；并令宜昌派隨防營兵，特調常備軍一營馳赴彈壓；又增派兵50名，沿途護送田國慶，以防差失。
　　
    這次事件中，法國公使館參贊嘉沙納乘機勒索，要求賠償銀60萬兩。施南、夔州等處的英國基督教士也借口施加壓力，威脅恫嚇，公開揚言，如果外國教會的利益得不到保護，“定惟地方官是問”。張之洞即刻下令，命施南府屬各縣地方文武官員，嚴密防范，切實保護教會、教士。經過反復交涉，與法國公使館參贊在宜昌締結《施南善后條約》，規(guī)定將參與毆斃教士、教民的向燮堂、向元新、向爵臣、黃平山等12人梟首正法，已被捕獲和逃走的向從新、向四娃等37人，分別按律治罪；賠償銀14.5萬兩，其中以1萬兩為被打死的法國教士建造廬墓，以2.5萬兩修建醫(yī)院，以示紀念；施南代理知府、副將和恩施知縣等文武官員，予以革職處分。腐朽無能的清朝統(tǒng)治者再次拜倒在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腳下，但是土家、漢族人民的鮮血是不會白流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三、清咸豐、同治年間土家族人民的反封建斗爭
　　
    （一）永順、桑植的土家族起義
　　
    土家族人民不僅積極參加反抗西方資本主義侵略的斗爭，而且不斷掀起反對封建剝削與壓迫的斗爭。清道光(1821-1850年)后期，活躍于川東南地區(qū)的秘密結社組織——紅錢會、黑錢會，經常進入來鳳縣境，在當?shù)赝良易迦嗣竦闹С窒?，他們往往?shù)十人或數(shù)百人一起，出入街市，“挾刃人城”，打擊地主豪紳和貪官污吏；每遇官府派差捕拿，“則露刃格斗”，給清朝在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造成威脅。
　　
    太平天國革命的勝利發(fā)展，迅速地推動了全國各地風起云涌的群眾性的反封建起義。當太平天國西征軍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向清軍發(fā)動一系列進攻時，農民戰(zhàn)爭的革命烽火，燃遍長江中游廣大地區(qū)。
　　
    咸豐三年（1853年）7月，桑植縣李志鐘等率領土家、漢族人民攻人縣城，被參革的前任知縣重傷致死。咸豐四年5月，太平天國西征軍由宜昌順江而下，進至湖南澧州、津市一帶，永順、桑植兩縣的土家族人民，在涂正路等領導下，乘清軍調動頻繁、防務空虛之機，首先起義，“持眾抗官”，與西征軍相互呼應。同年11月，永順縣土家族彭蓋南在塔臥堡與吳和尚、涂正路、瞿三遠聯(lián)絡桑植縣的李輝、覃序賓等，乘永順縣知縣外出巡視之機，城內無備，突然攻入縣城，奪取府、縣經歷署。永順協(xié)副將愛紳聞訊帶兵捕捉，他們旋即出城四散，清軍撲空。
　　
    這次攻城后，義軍聲勢大振，永順縣塔臥堡、內外龍堡、顆砂堡，桑植縣利福塔等地的群眾聞風響應，紛紛加入起義行列。他們設置官職，公推土司后裔彭蓋南為“珍明王”，涂正路雖首樹義旗，但因系由漢族地區(qū)遷入的客籍，“不為人望所歸”，位居其次，下設軍師、元帥、先鋒等官職。隨后彭蓋南等率領起義群眾先后兩次攻打永順府城，被關押的犯人乘機逃出。永順知府黃其表、副將愛紳調集永順與保靖營兵千余，扼守城池，瘋狂鎮(zhèn)壓；辰沅永靖兵備道翟誥親自帶領兵勇1400余名，前往保靖圍堵。清軍大量集結，彭蓋南見大勢已去，遂自盡。涂正路、瞿三遠等首領在分赴各鄉(xiāng)組織群眾“入伙”時，被地主鄉(xiāng)團殺害。清軍對起義群眾殘酷屠殺，一次就殺害百余名，并將其“家產悉沒入官”。
　　
    這次起義雖因寡不敵眾而失敗，但是，彭蓋南的余部在其義子吳廷有的帶領下，退據(jù)多男山；黃土坡、劉家寨、冷水、澤溪、大莊、九關坪、白蛇溪等處，各有數(shù)百人聚集；桑植縣的起義群眾也避居深山。他們暫時避開清軍主力，保存力量，等待時機，以圖再起。
　　
    咸豐十一年（1861年）前后，在龍山一帶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哥弟會的勢力日盛。其首領不以年齡大小為準，而以能夠團結多數(shù)人，并為會眾所信服的人擔任。后因其首領被捕而失敗。
　　
    （二）石達開部太平軍在土家族地區(qū)的斗爭
　　
    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因爭奪權利嚴重分裂，石達開不顧大局，拉走一大批太平軍精銳部隊，輾轉流動于江西、浙江、湖南、廣西等地，對土家族地區(qū)的反清斗爭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1861年，石達開派許桂和等率領太平軍由貴州進入川東，與活躍于川東的李永和、藍大順農民起義軍取得聯(lián)系，相互配合。8月，許桂和所部太平軍攻占黔江縣城，旋即分兵進入酉陽、秀山，并準備攻打湖北施南府屬各縣。由于太平天國革命的影響早已深人人心，施南府境內的土家、漢、苗等族人民聞訊聚眾“潛謀內應”，以配合太平軍的軍事行動。太平軍在黔江的線壩河、長干嶺擊潰施南協(xié)副將惠春的阻截后，在土家族人民的緊密配合下，于9月中進入施南府境，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迅速攻占咸豐、來鳳兩座縣城。擊斃來風知縣并出兵圍攻距來鳳15里的龍山縣城。
　　
    當太平軍圍攻龍山城時，“素貪狡不信其民”的龍山知縣聞風喪膽，攜帶家眷先行逃走，于是“官民駭散”，“城為之空，令不能禁”。這時，退職居家的原直隸州州判黃元齡傾其家中所有私財，招募丁壯，組織地主鄉(xiāng)團，人城守御，企圖阻止太平軍進入龍山縣城。不久，永順協(xié)副將張昕率二百余清軍進駐龍山城。當太平軍準備圍攻龍山城時，來鳳縣高連升等土家、漢族農民13人，假扮鄉(xiāng)勇，持械進入龍山縣城，以為內應，并計劃殺清主將，焚軍營，與太平軍里應外合。不料事泄，高連升等被殺害。太平軍圍城三日不克，清援軍至，撤圍，又向農村發(fā)展，來鳳、龍山兩縣縱橫百余里，都為太平軍占領。
　　
    太平軍在農村的活動，使地主階級極度恐慌，來鳳、咸豐、龍山等地的地主豪紳捐資助餉，有的甚至不惜以所有家產，組織地主武裝，把守關隘，或連營抗拒。僅來鳳縣的智樂、仁育、勇敬、利正四里的地主豪紳，就組織武裝多達數(shù)千人，配合酉陽州牧王麟飛所部清軍堵截太平軍。太平軍于來鳳縣境的麂子峽殲滅清軍兩千余人，擊斃施南協(xié)副將惠春、宜昌參將興祿等人，清軍“死傷填溪谷，生擒者無算”。
　　
    同年冬，石達開從廣西親自率軍入湖南，經綏寧、靖縣、黔陽，11月到達瀘溪，擊破河溪、鎮(zhèn)溪兩營清軍后，經乾州（今吉首），繞小路進入保靖、永順，攻入龍山招頭寨，占據(jù)茅坪、沙坪，控制通往龍山縣城的要道。在攻打茨巖塘與紅巖溪的清軍營之后，于1862年1月到達來鳳縣，與許桂和會師。這時，清軍尾隨，云集龍山縣城一帶，勒令各戶將所藏食糧運至縣城，以供軍隊食用，土家族人民深受清軍之害。石達開部路過的土家族地區(qū)，許多土家族貧苦農民沿途跟隨加入太平軍。石達開在來鳳短暫停留，即率部經咸豐縣的龍?zhí)杜c利川縣的馬鬃嶺、李子坳等地進入四川石柱廳，遂又分兵由楊渡溪渡河進至忠縣、豐都、萬縣一帶。
　　
    同治二年（1863年）六月，石達開部將李復猷率領的太平軍，由貴州務川縣進入四川，再次占領黔江縣城，輾轉流動至酉陽、秀山境內，后復至咸豐，由丁寨進入來鳳、龍山縣境。龍山縣有一舒姓人，聚集川楚邊界地區(qū)數(shù)千土家、漢族貧苦農民于境內活動。他們打擊地主豪紳勢力，人“莫敢問”，并作太平軍的內應，里外夾攻，共同打擊清軍。永順知縣張修府聞訊，親赴龍山，引誘舒某部眾參觀閱兵，將其殺害。李復猷得知舒某等被害，即率部撤出龍山、來鳳，經酉陽過秀山縣境，流動至貴州銅仁一帶。
　　
    石達開所部太平軍兩次往返流動于湘鄂川黔接壤地區(qū)，都得到土家族人民的廣泛支持與援助，與清軍頑強戰(zhàn)斗，牽制了大批清軍，對西南各省的反封建斗爭也是一個有力的支援。
　　
    （三）田士珺領導的起義
　　
    同治三年（1864年），土家族田士珺又聚眾，揭竿而起，反對清朝的統(tǒng)治。田士珺，又名田思群，長陽縣泉水里人。八月，田士珺率領長陽、長樂兩縣的土家族貧苦農民攻人長樂縣城，焚毀該縣文武衙門。十一月，進至黃柏山，“乃造火藥，制旗幟”，設官職，自稱統(tǒng)領，下設軍師、先鋒等官，組成五營軍隊，公開樹起反清義旗，并在麻池、巴山等地襲擊清軍。他們在四方臺等處，“每日分黨數(shù)十人或十余人，埋伏探伺官兵消息”，待機而動。
　　
    清統(tǒng)治者十分驚慌，唯恐這支農民起義隊伍蔓延至荊、沙與湖南，立即派遣提督譚仁芳、宜昌知府唐協(xié)和帶領水陸各師鎮(zhèn)壓。清軍從長樂、長陽分兵兩路，水陸兼程，兩面兜剿，以期一舉殲滅。但是，義軍依恃壁立千仞的天險，堅持固守。時值連日大雪，山路崎嶇，清軍人馬難行，無能為力，不敢深入。唐協(xié)和乃改變策略，采取招撫之計，并親自帶領兩營清軍，會同水師炮船，進至馬連附近的靜安駐扎。次年二月，田士珺將計就計，“率黨四百余人，各帶刀矛，身背包裹，聲言來營就撫”，“假意投誠”，將部眾埋伏在資蚯、馬連等處，伺機襲擊清軍。田士珺會同唐香云、覃其煉等六人，各掛腰刀直入清營。田士珺等大義凜然，把清朝官吏全不放在眼里，不幸中伏遇害。清軍連夜出動圍剿，義軍毫不畏死，英勇抵抗，堅持半月，最后田士珺的胞兄田士超及田正浩、田楚倫、田楚同、田楚山、覃其劍、覃茂官等四百余人均壯烈犧牲。
　　
    四、土家族人民參加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
　　
    20世紀初，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瘋狂侵略，進一步加深了民族危機。代表地主買辦階級利益的清廷，完全投靠帝國主義，無恥出賣國家主權，加強對各族人民的壓制?？涨暗拿褡逦C和持續(xù)不斷的各族人民反抗斗爭，推動著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領導的革命斗爭蓬勃興起。土家族人民積極投入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斗爭洪流，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黃興由日本回國，組織革命力量，在長沙成立華興會，另設立同仇會，專門聯(lián)合會黨，開展反清斗爭。1904年9月，譚人鳳邀約湖南會黨各山堂的負責人，齊集長沙，以期統(tǒng)一名義、規(guī)章和行動。早在咸豐四年（1854年）被清政府鎮(zhèn)壓的永順彭蓋南和桑植李暉的余部，亦派代表參加會議，共圖大舉。1905年8月，同盟會成立，留日學生中的土家族彭施滌亦加入。同盟會派遣川籍同盟會員由日本回川，組織革命力量，準備發(fā)動武裝起義。
　　
    繼同盟會員在四川彭縣、江油、成都、隆昌、廣安等地發(fā)動武裝起義后，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1月，同盟會員溫朝鐘（土家族）等在四川黔江、彭水和湖北咸豐發(fā)動武裝起義，反對清朝的腐朽統(tǒng)治。溫朝鐘在讀書時就胸懷大志，博覽群書，以探求天下之變的道理。1904年受親友的敦促，考中秀才，當親友祝賀時，他卻認為“此君主牢籠術”，是恥辱，不足為榮。他兼通醫(yī)術，樂于助人，“診病不問遠近，寒暑風雨，一呼即至。”1906年赴成都讀書時，經黔江人程芝軒介紹加入同盟會。此后，他遍游川、黔、兩湖地區(qū)，“探山川之要隘，訪草澤之英雄”，聚集革命力量，為武裝起義進行準備。并且拜人為師，學習制造炸彈，未果，又習劍術。
　　
    溫朝鐘返回黔江后，與咸豐縣的土家族黃玉山等揭露清廷勾結帝國主義的罪行，以激勵人心。并倡導風俗改良，勸告人們戒鴉片煙，男人剪辮，婦女放足。他深入各鄉(xiāng)，到處講演，宣傳革命道理，“人多悟焉”。在溫朝鐘獻身革命精神的感召下，黃玉山和黔江縣的王克明、談茂材等都愿傾其家產，以資相助，遂暗中購置武器。不久，他與王克明、黃玉山、談茂材、王云笠、王斐然等在黔江、咸豐交界處小南海成立“鐵血英雄會”，咸豐、黔江、利川、酉陽、彭水等縣的土家、漢族人民，入會者萬余人，散發(fā)鄒容的《革命軍》萬余冊。又在咸豐縣大路壩、彭水縣李家營（今黔江）等地設立秘密聯(lián)絡點。經過三四年的組織和宣傳鼓動工作，迅速擴大了革命隊伍，“近邑不入其黨者，蓋益甚少矣。”
　　
    1909年，溫朝鐘等為了聯(lián)絡各地黨人，壯大革命力量，將“鐵血英雄會”改組為“川鄂湘黔鐵血聯(lián)英會”，明確提出了“義聯(lián)英俊，協(xié)和萬邦，推翻滿清，打倒列強，復興漢族，實行共和”的政治綱領。
　　
    溫朝鐘在川鄂邊界地區(qū)的革命活動，使清統(tǒng)治者極度恐慌，湖北施鶴道出示通緝。溫朝鐘遂化名孔保華，赴各鄉(xiāng)聯(lián)絡黨人，準備起義。當時帝國主義正加緊擴大在中國的侵略權益，日、俄兩國分割在我國東北的勢力范圍；黔江“縣令王熾昌又藉名苛征”，肆意壓榨人民。外患內憂，使得溫朝鐘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于1910年12月和王克明、黃玉山等革命志士在彭水縣鳳池山（今黔江）集會，商討起義計劃。不料事機不密，被溫百川探知，飛報咸豐、黔江兩縣。咸豐知縣徐培因系留日學生，同情革命，“不為所動”，黔江知縣王熾昌立即糾集地主豪紳密謀鎮(zhèn)壓，派兵聚集在大埡口、八面山一帶，企圖將革命黨人一網(wǎng)打盡。
　　
    形勢十分緊急，溫朝鐘遂于1911年1月3日，聚眾二百余人，剪掉發(fā)辮，誓師起義。溫朝鐘明確宣布起義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反動統(tǒng)治，“掃除暴君污吏，救民水火”。并規(guī)定紀律：對百姓秋毫無犯，“非有令不得妄開炮”。起義軍分兩路向黔江進發(fā)，一路由裴從元率隊越八面山，揚旗放炮，牽制清軍；一路由溫朝鐘親自率領二百余人，直搗大埡口，斬黔江縣把總曾吉芝。3月7日，義軍高舉“除暴安良，保國保種，掃清滅洋·溫”的旗幟，攻陷黔江縣城，黔江知縣王熾昌與城內豪紳星夜棄城逃遁。義軍占領縣城后，搗毀天主教堂，打開監(jiān)獄，釋放犯人，沒收官府財物。溫朝鐘召集城內群眾發(fā)表演說，揭露“專制政體之暴橫與各處官吏之貪污”，傾訴“人民之苦楚”，“聞者淚下”。
　　
    為了擴大隊伍，聚集革命力量，義軍主動撤離縣城，分赴各鄉(xiāng)，召集同志，“應者七八千人，聚于兩會壩”。溫朝鐘即刻整編隊伍，每十人一朋，十朋一隊，五隊一營，兩營一標，四標一師，各有官長。眾推溫朝鐘為國民軍司令，王克明為總長，黃玉山為次長。并令軍人一律剪去發(fā)辮，戴白袖章，外衣前后粉書“國民軍”，作為標記。
　　
    面對這支活躍在川鄂邊界的起義軍，清朝統(tǒng)治者極度恐慌，不可終日。當義軍攻陷黔江縣城時，清政府急忙電令川、鄂、湘、黔四省督撫，迅速調撥鄰近清軍，“合力兜剿”以免蔓延。酉陽州牧楊兆溶帶領清軍至黔江城西的沙壩、萬柳堤，和義軍激戰(zhàn)，義軍失利，沿武陵山退至仗劍。清軍跟蹤追擊，義軍在仗劍與清軍相持鏖戰(zhàn)，傷亡很大。但是，義軍英勇戰(zhàn)斗，頑強抵抗，“前赴后繼，莫有退志”。溫朝鐘見形勢不利，率軍退至咸豐縣的破水坪，楊兆溶尾隨其后。這時，川、鄂、湘、黔四省大量清軍接踵而至，對義軍四面包圍，分路夾擊。在這種危難的緊急時刻，有人勸溫朝鐘突圍，以圖再舉。溫朝鐘置生死于度外，鎮(zhèn)靜自若地說：“首其事者當其難，何逃焉！”堅持血戰(zhàn)到底。當清軍縮小包圍，猛烈攻擊時，溫朝鐘為保護部眾免遭殘殺，遂焚毀名冊，只身奔至清軍前，大聲疾呼：我是溫朝鐘，“一切皆我所為，不與他人事。”被俘后，當酉陽州牧楊兆溶審訊時，溫朝鐘痛斥楊“為仇盡力”，良心喪盡，然后從容就義，壯烈犧牲。溫朝鐘在生死關頭，大義凜然，視死如歸，表現(xiàn)了革命者的崇高氣節(jié)。歷時半月的川鄂邊武裝起義，由于缺乏充分的準備，起事倉促；起義后又孤軍作戰(zhàn)，沒有外援，沒有明確的作戰(zhàn)計劃與目標，終于在清軍優(yōu)勢兵力的圍剿下失敗了。